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会议期间与生育相关的话题频频冲上热搜，如何破解低生育的难题，牵动着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民生话题的热点。
2021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了人口等多方面的数据。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低。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1700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近1/3左右。
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同时也创下自2003年(811.4万对)以来近17年的新低。相比2013年的最高峰，2020年结婚人数下降了39.5%，接近四成。
据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超过5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这意味着，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遭遇不孕不育问题。根据数据预测，到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的人群占比将高达18.2%。可以明显看出近年来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上涨幅度加快。
两会期间针对“不愿生、不敢生、不能生”的生育难题代表们纷纷支招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聚焦
两会
税收减免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钟茂初
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凡是收入超过起征点的，全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凡是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则实行“负税收”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生育补助金。为对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的成本进行合理扣除或补助，应对0~18岁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1000元的水平进行扣除或补助(按价格水平和发展水平，逐年自动调整)。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相关负担;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缴纳(无论是否被雇佣，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 金李
建议对三胎以上家庭提升个税起征点，并且从第三胎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补贴直至小孩成年。个税减免政策及经济补助政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差异化实施。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政策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并根据父母需求设置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大幅度补贴入托费用，实现“幼有所托”，为父母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为(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提供各种便利，包括随迁老人的异地医保报销等等。
要积极推动落实男性陪产假等制度，打击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商业化生育保险制度，由商业保险而非企业承担主要的生育假成本，实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担养育成本的局面。
专项补贴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黄细花
发放育儿补贴。“放开了”仍然“不愿生”，表明政策限制只是“生育堵点”之一，担心“生得起、养不起”等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影响生育的更大“堵点”。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发放生育补贴。例如，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加大政策托举力度。国家财政部、教育部、税务部门可研究实打实地给予家庭帮助，鼓励积极生育。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房产方面，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医疗方面，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 谢文敏
地方社会保障体系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按月发放生育补贴。除现在已经涵盖的生育津贴外，还应另行增设生育补贴。初步设想是生育二孩每月每孩发放600元育儿补贴金、生育三孩每月每孩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同时，建议中央财政拨款辅助支持生育补贴的发放。补助标准按照一次性补贴发放，在一或二级医院分娩的，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
要扩大参加生育保险的育龄妇女范围，广泛适用生育补贴制度。目前，参加生育保险的妇女覆盖范围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现象明显，许多适龄女性并没有参保。2019年，全国享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1136.4万人次，人均待遇支出20311元。其中生育人数430.3万人，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354.2万人。还有近百万人未能享受生育津贴，因此，应该扩大享受生育津贴的参保人员。
社保部门可以拓宽生育保险的筹资渠道。现行社会保险法规定，生育保险通过用人单位缴费筹资，职工个人不缴费。现在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后打通使用，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基础功能，而医疗保险的支付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按比例支付。对于加强基金监管，避免资金不能有效使用的情况发生，建议拓宽生育保险筹资渠道，增加参保人员数量，拓宽发放生育补贴的使用渠道。
辅助生殖技术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梁益建
我国正面临育龄期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育龄期夫妇不孕症发生率升高的问题，“各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技术水平逐步提高，为不孕不育夫妇带去希望。”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中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有536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有27家。近年来，每年人类辅助生殖各项技术类别总周期数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过30万。辅助生殖技术已经成为治疗不孕症的首选方法。
“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高昂的治疗费用还是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梁益建表示，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较为复杂，需要一定的治疗时间(2-3个月)及较高治疗费用，主要包括检查检验费、药品费、治疗费、胚胎培养、冷冻、移植手术费及并发症治疗等。患者个体差异及生殖中心技术成熟度会影响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成功率，成功率的不确定性导致患者可能面临多次治疗，增加经济和身体负担。“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实现全民医保制度，但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费用并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此前北京、重庆等地出台了相关政策，解决了部分不孕患者试管婴儿医疗费用。例如，北京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试管婴儿部分费用可报销;重庆通过启动公益项目来帮助不孕人群。“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解决了局部地区做试管婴儿医疗费用问题，由于存在有一定的失败率，如果多次做试管婴儿，医疗费用依然很高。”因此，建议国家医保局支持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医疗费纳入医保报销。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 徐丛剑
当前，中国有超过5000万不孕不育患者，我国在辅助生殖领域的临床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在辅助生殖治疗中常规使用的‘胚胎培养液’等产品未形成国产化品牌，尤其是在卵巢组织玻璃化冷冻复苏试剂领域目前国内没有注册产品，完全依赖进口。
要鼓励自主研发、适当简化报证流程。在安全、质量和效果等重要关键环节加强监管审查，在流程、传输、审批等环节尽量优化合并。在保质高效的基础上，切实促进自主研发，推动生育力保存领域健康发展。
要适当加快进口审批流程，适当简化辅助生殖、特别是生育力保存相关试剂、药品和设备的进口注册申报流程。同时，适度加快进口审批进度。
要加强环节管理，提升监管效率。促进生育力保存领域科学发展，加强环节管理，提升监管效率是重要保障。
民革中央
我国育龄人群生殖障碍问题不容忽视，帮助这一群体顺利实现生育愿望，对于缓解生育率过低的状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不孕不育人群比例攀升。二、是治疗成效有待提高。三、是治疗及辅助生育费用高昂。为改变生殖障碍人群比例上升的趋势，帮助遭遇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在通往生育之路上扫清障碍，建议：一、提高重视程度，建立多级预防体系。二、鼓励研发推广先进诊疗技术，实施多种治疗手段。三、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构建制度性保障体系。
